从这点看，它与对音乐、电影等行业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

很多人常把股票换手率高作为证券市场高度投机的一个表现而加以批评，我们以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这种谬误直接导致一种隐患：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代表，相信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也是可以废除的。

至于政策限制则大部分是隐性的。证券中介的活动处于雷区之中，稍微不慎就有违法、违规的嫌疑。这里，理性的含义是社会（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市场规律不能靠作为主体之一的政府来发现，对于规律的维护应出自所有主体的共识。需要声明的是，这种针对中介的放松管制只反映在业务上的自由，而不代表市场进入方面的自由，政府仍应对各主体进入市场的资格履行实质审批职责。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只应是人们之间相互管束的形式之一，它既不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保护产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契约关系），也不是市场的首要约束（自律与契约）然而，关于规范还是发展的讨论，目前倾向于规范证券市场的呼声较高，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更糟糕的是，标准教科书模型将一国的汇率与其净贸易余额联系起来--有时称之为弹性分析法，并建议一国若有不需要的贸易逆差就应该将其货币贬值，而拥有不必要的贸易顺差国则要（被迫）升值（Meade 1951）。

其核心即于1950年9月在西欧15国间成立了欧洲支付同盟（EPU），各个成员国宣布一个精确的官方对美元汇率--甚至没有在法定中间汇率上下设定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四条款所允许的上下各1％的界限。中国自1980年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其于2001年加入WTO为基础，主要靠贸易驱动。但是这些国家未像中国那样控制由此带来的汇率波动--而且其经济体自身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初级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影响。由于错误地相信财政赤字在过去（和现在）并无大碍，美国的政治家更加大胆了--凯恩斯主义者们也变得更加凯恩斯主义了，他们在2008年的衰退及随后令人失望的缓慢复苏中为解决失业问题创造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同时供给学派（有时称为增长俱乐部）的主张者们在其消减税收的诉求上变得更加冒失，或拒绝能够增加财政收入的税收改革，或为高速公路等必要的公共产品提供税收收入。

所以各地的商业银行因受制于其本国或严或宽的汇率管制，利用美元这一中介货币成为货币兑换商。人民币从1994年8.28元/1美元升至2014年中的6.2元/1美元--与当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不同。

甚至当这样的全球性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各地的国际银行依旧想要用这一全球交易货币来补充库存。但是很多建议都想要用其他安排来代替美元--20世纪50年代是大宗商品储备货币，70年代早期是IMF的特别提款权，80年代日本泡沫时期是国际化的日元，21世纪初头十年是表现良好的欧元，现在是基于中国贸易优势的国际化的人民币。然而，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14年似乎没有尽头的美国贸易赤字，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依然被汇率贸易余额这种错误理论所局限。美国在1945年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拥有唯一未发生通胀或不通过外汇管制限制外国人自由使用其货币的完整金融体系。

美国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储蓄率开始出现内生性的下降。如果民主党或共和党想要改善工业衰落，他们应该通过减少或消除财政赤字来增加美国的储蓄率。尽管这种理论在特定条件下有一定的有效性，比如封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被严重压制且严格的外汇管制也能阻止资本的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正如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期间那样。在80年代，里根总统主持的大型军备建设并未得到经常性税收的支持，这导致美国出现了著名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

  IMF的作用 这可能很令人惊讶，此文竟然没有呼吁修订自1944年成立以来，几乎没有修订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文。如果经常项目逆差消除，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等长期资本流出随即增加，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明显，同时外国人可以继续设立流动性美元债权。

（ii）让美国的政治家看到持续的财政赤字所导致的贸易逆差与困扰很多部门的工业品过度进口之间的关联。第二，汇率贸易平衡谬误破坏了美元本位制在世界经济中为其他国家提供名义锚定的天然稳定功能，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好的理由希望保持稳定的美元汇率。

真实情况是商业银行和私营贸易商--进出口商--开始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用，随后各国政府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一套钉住美元的汇率体系。外国人在美国的流动性美元债权虽然不多，但是可以此形式实现资本回流以填补这一差额。当一个经济体高度开放时，其政府不能通过操纵汇率对其净贸易余额产生任何可预期的效果。于是进口商开始直接在美国的银行中持有美元存款，但并不局限于美国。因为这一重要的货币机制有力地保证了国际贸易是多边的而不是单边的，它是卓越非凡的幸存者，珍贵到不能失去，而又难以替代。它有公开的和被压制的通胀、利率和国际收支限制、多重汇率，几乎没有战后复苏。

在汇率贸易平衡这一错误理论和巨大贸易赤字下的美国人抱怨外国政府通过不公平地操纵汇率来保证其商业优势--而美元本位制的角色使其没有自己的直接汇率政策。尽管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不断买进美元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必须以某些方式冻结多余的基础货币创造，否则就要面临通货膨胀上升和货币控制丧失的风险。

国际汇率和货币体系为"二战"后非共产主义工业国家的经济迅速复苏和增长奠定了基础。当时，朱基总理的其中一个动机是通过WTO防范贸易保护主义损害国内省间贸易。

尽管在政治上会带来更多的阵痛，但如果能成功实施方案（1），美元作为稳定的名义锚定货币的国际地位依然会得到维持。日本人向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威胁屈服了：日元一路从1971年的360日元兑1美元升值至1995年4月的将近80日元兑1美元。

那么，两国可能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呢？ （1）结束美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中国的猛烈攻击，这是汇率贸易平衡这一错误理论影响的产物。虽然消除财政赤字可能对各方面都好，对美国国内也好，但是在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中，难道不是需要美国的经常项目（贸易）逆差一方面为外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提供充足的国际（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外国商业银行提供运营余额吗？这一常见的反对观点尽管貌似可信，但实际上是谬误的。1949年，多重汇率制度被统一为单一的汇率制度：360日元/1美元。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主要条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年才生效。

在战后工业经济体高增长的"辉煌30年"中，美国政府的政策保证了（1）、（2）两个角色或多或少发挥作用，而美联储准确地扮演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2014年美元依然是最通用的出口报价货币、银行间外汇交易货币和政府储备货币。

然而，尼克松政府选择了让美元贬值的方案（2），而世界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以及随后的金融波动--损害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1949年日本加入后，固定汇率的美元本位制得到了更大的拓展。

有着各种伪装的套息交易就会试图将热钱从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如果美元本位制崩溃或遭受重大破坏，中国会遭受很大损失。

美国工业工会因之前25年的持续增长变得傲慢自大，它们坚持将工人的名义工资与国内通胀挂钩，并指望增加实际工资。于是，一位底特律的银行家Joseph Dodge，带着美国贷款额度出访东京并提出稳定经济的严格条件。通过威胁对日本和西欧政府的工业品征收进口关税，美国政府强制它们对美元升值。除了刺激西欧强劲的贸易主导型战后复苏之外，马歇尔计划和欧洲支付同盟（EPU）还为欧洲更广泛的贸易和货币一体化拉开了序幕。

他们依然试图使美元贬值--要么通过威胁对贸易顺差国实行进口限制迫使其升值，要么通过在美国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热钱流入利率较高且货币可兑换的美元本位边缘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欧和日本，但在21世纪更多的是新兴市场国家。事实上，如果美国的政治家能够被说服去消除财政赤字，或甚至转为盈余，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的重组可以为全球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拨备。

（2）美国同意逐渐消除财政赤字，同时中国逐渐提高其国内消费。如果一个国家有贸易赤字，例如，其为进口支付的总额超过了出口所得，该国央行可以用从欧洲支付同盟（EPU）获得的信用额度补齐差额--但同时也具有一个有效的制裁机制要求其偿还。

私人储蓄已经逐渐下行，但是公共部门的储蓄以联邦财政赤字的形式更不时地急速下降。从美国流出的长期低流动性投资比其经常账户顺差更多。